成龙在博鳌亚洲论坛说，现在自己对于到底自由好，还是不自由好感到很矛盾，因为太自由了，就会像台湾和香港一样，变得很混乱。所以他慢慢觉得，“中国人还是需要被管的。”

同时，他又说：“我要买个电视机，我要买什么，我一定买日本的，中国生产的会爆炸。”

看来，在成龙眼里： 中国人需要被管+日本管理严格，比中国管理的好====>让日本人管中国看来是最好的办法了

成龙哥这话，晚说了60多年阿，皇军早就滚回去了。

王鑫海:房霸教授五毛买肉记

作者：王鑫海

丰教授是我读本科时的老师。丰教授1949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在局势动荡的日子里，他的家人全部逃亡海外，而他由于倾向革命，不顾家人的劝 说，毅然留下来建设新中国。世事难料，不久丰教授被揭发留在大陆的真正目的是照看家人留在北京的几处四合院，收取租金，组织上定性为房霸，并认为他有潜伏 特务嫌疑。好在丰教授素无劣迹，一贯大方资助革命同学，结果从轻处理，发配回老家教书。丰教授说，组织上的英明决定实际上保住了他的性命，如果留在北京， 他极有可能活不过反右或者文革。

在被控制使用20多年后，丰教授在1978年迎来了人生的春天，被彻底解放了，他从此过上了幸福生活，直到五毛特供肉票引发他的反思。

在二十世纪80年代初，高校教师是贫寒一族，未婚的住集体宿舍，结婚的也只有斗室一间，工资不足百元，几乎没有任何额外收入。出于对教师生活的关 心，学校后勤部门与某政府招待所（当时还没有私营酒楼）联谊，帮助教师购买招待所的低价剩菜。所谓的低价剩菜，就是招待所在酒席之后收拢归置的剩菜，五毛 可以买一大盘，鸡鸭鱼肉都有，实际价值至少两元多，运气好的时候可以买到整只的蹄髈，整条的大鱼。五毛特供肉票的分发因人而异，每个星期讲师一张，副教授 两张，教授三张，凭票供应。丰教授每个星期可以买三盘剩菜，心满意足，而那些讲师、副教授由于特供肉票数量较少，常常愤愤不平，时有争执。

春夏秋冬，时光荏苒，特供菜溜溜儿吃了一年。一个月黑风高的雨夜，丰教授象往常一样骑着自行车去招待所买五毛特供肉菜，这是他运用高智商的大脑选定 的时刻，因为下雨天晚上同事们一般懒得出门，买的人少，就容易买到更多的好东西。刚到招待所门口，正好有一群干部酒足饭饱出来，钻进轿车扬长而去，驶过的 轿车溅起积水，溅了丰教授一身，冷风一吹，丰教授似乎想明白了什么，没有买五毛特供菜就回去了，以后再也没有去买过。

丰教授说，那一天他惊讶于自己竟然为一个星期三张五毛特供肉票欣喜不已，仔细一想，有多少剩菜，就意味着有多少干部在免费吃肉。另外，他们家被没收 的房产价值至少几百万（现在价值至少几千万），够他吃八辈子肉，而他二十多年来一直在庆幸国家在没收这些财产的时候留了他一命。

如果讲师、副教授、教授发同样数量的五毛特供肉票，或许会有更多的人觉醒五毛肉票的本质，但是一旦分等分级，他们关注的焦点就变为每个星期一张、两张或者三张五毛肉票的问题，甚至互相争斗攻击。

除了五毛肉票，现在中国还有人票和房票。

中国人根据不同的户口和民族，分别享有不同数量的人票，汉族城镇户口只准生一个孩子，农村户口的大多数地方可以生一胎半，即第一个孩子是女孩的可以 照顾再生一个，不过生了二胎的绝大多数要做绝育手术。少数民族可以生二胎，偏远牧区等地可以照顾生三胎。有些反计的网友，常常忽视人票本身的荒谬性，嫉妒 少数民族公民可以生育二胎三胎，如同讲师嫉妒副教授、教授享有更多的五毛特供肉票，而不去思考他们本来都是不用吃剩菜的。

房票现在叫限价房，北京的价格目前是每平方米6000多元，高校青年教师是主要的受益者，很多人欢欣鼓舞。实际上北京普通商品房的建筑成本加上配套 设施每平方米不到2000元。而且每平方米6000多元是按照建筑面积计算的，如果按照使用面积计算，房价每平方米高达9000元左右，相当于欧美大部分 城市商品房的均价。在德国首都柏林，两层小楼，建筑面积150平方米，另外附带一个200平方米的花园，售价一般不超过10万欧元（约合100万人民 币），而且是永久产权。柏林面积不足900平方公里，大约有一半是绿地和水面，居住着340万人口，大多数建筑高度在六层以下。

大学教育的真谛不在于获得了多少知识，而在于增长了多少见识。令人惊奇的是， 在不用为五毛特供肉票的多少发愁之后，许多高级知识分子嫉妒农民、少数民族的人票优惠，同时又庆幸自己能够获得房票优惠。

在沪豫籍青年王帅的遭遇，让我想起几年前发端于天涯网的一次同题作文。王怡兄写了一篇《每个人的家乡都在沦陷》，他对其在川西坝子北部的故乡—–三 台在高歌猛进的这三十年来的变化，做了深情而痛心的描述：人才远走、产业萧条、污染加重、民权不彰、道德沦丧、官员贪腐……这篇文章引起来许多人的同感， 这些人的故乡或在华北，或在中原，或在楚湘，或在江南，或在巴蜀与滇黔，但这些的人故乡，和王怡的三台一样都在沦陷。我记得冉云飞、熊培云、孟波、潘采 夫、韩皓月、羽戈、陈璧生等人，也包括我心有所感，写过同主题文章。

这说明故乡沦陷，已不是一人一地之事，而是这个时代这个国家这代人共同的命运，九州之大，谁的故乡不沦陷，虽有伯夷、叔齐，已无可供采薇的首阳山。

写这些文章的，多半是成功离乡，在都市里打拼得有些成就的书生，不自谦地说，把我等这群人，名之为小地方走出的“精英”也无不可。相比较还留在故乡 的多数父老乡亲而言，已是相当的幸福了，至少是物质的、精神的乃至安全层面的，比乡亲们稍有保障。可即便如此，遥望着自己的故乡，一天天沦陷，除了伤心叹 息，又能做什么呢？熊培云曾在一篇文中写过他老家村口几百年来作为地标的“风水树”，被村长卖给城里的园林部门。这位名校毕业、游学过法兰西、在当下评论 界有影响的农家之子，也只能为故乡的风水树写一篇悼文而已。

上个月我和来京的鄢烈山、笑蜀、蒋兆勇等人去京东宋庄拜会卜居在此的于建嵘先生。闲聊着就不由得把话题转到大家一直在关注的农村问题。用笑蜀兄的话 来说，现在的农村，是几千年来抗风险能力最差，最没有自卫能力的时期，外部的强力，掠夺农村任何一种还有价值的资源，就像一个巨大的吸管吸血，用句农民的 俗话说：“吃骨头都不吐渣渣。”培云兄老家的“风水树”命运，和外公家门前那条小河一样。童年时我去外公家，和表兄弟们在那条清澈见底的小河里抓鱼虾，把 牛羊散放在长满青草和野花的沙洲上。前年省亲得知，那个沙洲的所有河沙，被城里来的老板买断了，是镇政府和村长主持卖的，春节刚过，河道里的挖沙船已经在 粗暴地挥动臂膀，蚕食河床。

森林、沙洲、耕地、宅基地、荒山、矿床、地下水、溪流、古庙……现在的农村，哪一样还值些钱的东西，不正在被外来的权力抢掠？我们这代人曾在中学的 教科书里领教过英国工业革命时期“圈地运动”的残酷，可当时是资本在圈地，土地的主人尚有讨价还价的权利，而当强大的权力来圈地时，连讨价还价都不可能 了。

中国农村的传统社会结构被破坏，曾有的乡绅层早被消灭，后来成长的精英大多离乡，基层组织被外力通过黑道化手段掌控，留下来的人，只能是任人宰割的 羔羊。顶多在不堪忍受之余，在延续几千年的清官梦中寻找点希望，希望通过上访碰到青天大老爷。可各地官员，就像上古时代的鲧用息壤控制洪水一样来阻止上 访。

王帅这位80后，还有着青年人的血性，他因为不忍故乡沦陷，上网揭穿了当地政府违法征地的把戏，便遭遇了无妄之灾。家乡政府用纳税人的钱，派警察千 里追捕，将他带回老家的看守所关了8天。我想这段经历也许是他永远的阴影，作为一个已经在上海找到工作的年轻人来说，他本来可以比家乡人更超脱地对待这件 事，好好挣钱，在上海买房娶妻生子，把父母借来奉养。我以为他这样做，根本的原因是对故乡的爱，因为爱，而不忍见到所爱者被糟蹋。

在霸道的权力下，爱乡甚至爱国的方式，也不是普通人能自由选择的，亦需得到恩准，否则就是大逆不道，是别有用心。

我在八年前当记者时，也目睹过一件和王帅相仿的事情。我的一位老乡，也是同龄人，在北京做律师。他的开蒙老师找到他反映所遇的不公平，原来该市某县 上百名民办老师，在上世纪末大批量民办转公办之前，被当地政府找出十几年前超生的缘由，驱赶回家，而把这些名额有偿转让给定向委培的师范生。这些民办老师 认为当年超生都已经受过处罚，那些超生的儿女多数已经长大成人了，一事不能两罚。于是去市里、省里上访，毫无效果，领头者还被劳教。那么只有一条上首都喊 冤的路了，于是找到了当律师的学生。这位律师义愤填膺，为几百名老教师奔波呼喊，也找过我帮忙。后来，他在“两会”期间将材料递交到开会的人大代表，这下 事情闹大了，等于彻底把家乡政府得罪了，他被北京警方治安拘留，当地政府还派警员来京，要求把他带回老家处置。幸亏这个节骨眼上，北京警方还不糊涂，说即 使是冲击大会秩序也发生在北京，不应由湖南警方来处理。——设想一下，这老兄要是被带回湖南老乡，等待他的将是什么？我因为牵扯此事当中，但程度不深。当地主要官员和我认识，后来他来京时件面谈到此事，那位官员“不误善意”地提醒在外面混得不错的家乡子弟，不要找老家的麻烦，不要出老家的丑。

我一听此话就意识到他有意偷换了概念，出老家官员的丑并不等于出老家的丑。然而这种荒谬的逻辑却流行了几十年，爱家乡就必须爱掌管家乡子民命运的老 爷，爱国就必须爱……这其实就是朕即法律、朕即国家的现代版。而且有些官员还堂皇地以人民的名义来伤害公民，比如前几年湖南郴州市嘉禾县政府野蛮拆迁，被 媒体曝光后，当地官员说媒体影响了当地经济发展，伤害了全县人民的感情。某次和同是湘人的石扉客吃饭，谈及据说湘省文宣主管部门有一份“湘奸”名单，所谓 “湘奸”，即一些在外省重要媒体当记者的湖湘子弟，勤于曝老家的光。我想这种曝光的对象，十有八九是老家的官员及公共服务部门。这样的“湘奸”，对老家的 土地，老家的人民，才是真正的“孝子贤孙”。王帅也是这样的“豫奸”。

王帅虽然只有8日牢狱之灾，但所起的寒蝉效益是巨大的。这几乎是灵宝市政府代替全国地方政府发出一个宣言：不要以为你们翅膀硬了，飞出了故土，本衙 门就管不住你了。九州虽广，但政令统一，犯我官威者，虽远必逮！我建议各地政府联合起来为河南灵宝当局，颁发一个“恐吓在外刁民特殊贡献奖”。

如此，天下太平。有本事的就逃离，没本事的就留下苦捱。可逃到大都市，又能好多少呢？

鲁迅在《故乡》中写到告别闰土后，“老屋离我愈远了；故乡的山水都渐渐远离了我，但我却并不感到怎样的留恋。”他把希望寄托在下一辈宏儿和水生的身 上，可是等到宏儿和水生长大后又如何？他们的儿孙再长大又如何？今日拒先生写《故乡》已有八十八年了！先生当年的希望，我们的先民几千年来一直就有，《诗 经》中唱道：“誓将去汝，适彼乐土；乐土乐土，爰得我所。”可一个有十三亿人的民族，多数人的乐土，只能在此地，不可能搬迁到彼岸呀！

2009年4月11日 于京东四书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