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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cember 08 虽然牛逼，但是和某根毛相比还是差远了柬埔寨人正在与时间赛跑，以进行一场迟到了三十多年的正义审判
于英红
11月20日，由联合国和柬埔寨组建的红色高棉特别法庭开庭，此前已有五位前红色高棉领导人被收押候审，并被以反人类罪起诉。尽管首次开审的只是柬版盖世太保、S-21监狱负责人康克由的保释申请，尽管法庭在技术和政治问题上还存在很多争议，但对柬埔寨人而言，这场迟到了三十多年的正义审判实在不能再耽搁了，他们必须与时间赛跑，才赶得上耄耋之年的被审判者们奔往坟墓的速度。 三十多年前，红色高棉领导人为了实现其构建的乌托邦式革命理想国，强行将举国民众拉上了战车，硬是在佛教盛行的柬埔寨，通过大屠杀、饥饿和过度劳动等暴力和非暴力的虐民政策，缔造了一个人间炼狱。 尽管大屠杀纪念馆和遍布全国的两万多个群体性坟冢是其血债累累的铁证，但是因为红色高棉极其隐秘的施政政策、执政期间国家的闭关锁国以及其寿命的过于短暂，这段血腥的历史没有系统的档案，使后人只能通过难民的陈述、西方记者的采访、学者的调查以及新政府整理公布的资料来还原历史。 和人类所有的灭绝运动一样，红色高棉的罪孽也是从冠冕堂皇的社会运动起步的。早在柬埔寨还处在法国殖民统治中时，红色高棉领导人已经在酝酿这场运动了。当时在法国留学的波尔布特结识了乔森潘、谢农和英萨利等人，受反殖民情结和法国左翼思潮驱动，他们开始筹划革命理想。从事无线电专业学习的乔森潘在1959年苦心孤诣出一篇论文声称要用农业集体化社会终结传统的封建主义和阶级结构。 1975年红色高棉在成功实践了农村包围城市道路、实现了夺权之后，迅速开始了革命试验。4月17日，革命军进入首都金边后马上推行“反对吃闲饭运动”，军队恐吓市民说美军轰炸在即，市民必须立刻启程到农村避难，三天后方可回家。而如此大规模的迁移事先没有任何物质准备，随后货币和商品买卖被废止，于是金边人随身携带的货币只能充作手纸。有“东方巴黎”美誉的金边一天之内成了空城。实际上这是一个清洗城市的阴谋，也是缔造纯洁的农业社会的开始。在他们的政治构想中，城市是滋生资本主义的罪恶之地，而“金边就是湄公河的妓女”，要构建理想社会，所有国民必须在农村劳作。 随后，红色高棉实行与过去一切决裂的政策，不但纪元从元年开始，还废除宗教、医院、学校、法律、货币、邮电通信甚至家庭，连基本的以物易物也被禁止，在农村合作社里，人们的衣食住行甚至家庭生活都被组织安排得“井然有序”。为了实现无产阶级农民对资产阶级市民的专政，红色高棉建立了一套类似南亚种姓制度的社会管理体制，把从城市迁移到农村的市民划为“4月17日人”，是被改造者。而丛林根据地地区的农民被划作“旧人”，是改造者，由后者实施对前者的监督教育。但后者的权利也只是精神上的，在组织的恢恢天网中，他们同样要忍受过度劳作和饥饿的折磨，他们同样对自己所有的一切没有话语权。 以飓风般的速度安顿好市民后，红色高棉立刻着手改造旧政府官员、军人以及专业技术人员、知识分子和僧侣，他们认为，这批人是新社会的毒瘤，且不易改造，必须从肉体上予以清除。红色高棉在全国建立了严密的监视网，宣称“革命组织有像菠萝那么多的眼睛”，依靠监视网和军队，进行了大规模清洗，连戴眼镜的人都被当作旧知识分子杀掉。最后全国只剩下不到10个包括医生、技术工人在内的专业人才。1976年，当潜在的敌人先后被以肉体和精神方式改造成功后，波尔布特将目标转向党内，他说“党的躯体已经生病了”，急需治疗，于是大批党内人员被血腥清洗。为适应波尔布特的定期搜索细菌计划，康克由麾下的“奥斯威辛”S-21监狱在红色高棉执政期间一直高速运转，被抓到这里的人都要被送至杀人场。 红色高棉的革命试验换来的是国家政治、经济和社会的迅速倒退，尤其是以生产大米为基调的农业国建设使物产丰饶的柬埔寨竟然满足不了公众的温饱，饥饿、过度劳作造成了大量百姓的死亡。长期以来，该时期的死亡人数统计一直争议很大，波尔布特临死前在接受美国记者采访时说是80万，洪森政府公布的官方数据是70万，而目前估算最高的是200多万，耶鲁大学大屠杀研究项目在对红色高棉执政前后人口统计以及执政前连年内战造成的伤亡和生老病死等因素进行谨慎的研究后，认为死亡人数当在170万左右，占该国人口的五分之一左右。 制造如此国难的红色高棉领导人却依然在创造庄严的名字掩盖自己的罪恶，波尔布特临终前还认为自己“只是要斗争，不是要杀人，我的良心是清白的。”乔森潘在被捕前还出版了自传，极力为波尔布特等人辩解，声称他们是在寻求社会正义。 (ZT)让瞎眼的得看见叫瞎眼的得看见 王书亚
越揪心的电影，越不敢下笔。 我为一篇文字的祷告时间，越来越长。苦难有多长，祈求就该有多长。所以知识分子的罪过永远是写给人的太多，说给神的太少。《盲井》之后李杨以他的方式继续对一个瞎眼时代的记录。这次是被拐卖的四川女大学生，在一个封闭的陕西山村不断逃跑的故事。中午我问家里的钟点工，老家有没有被拐的？李阿姨是我同乡，她说村子里有3个，一个被卖到内蒙，因逃跑被挑断了脚筋。当年5岁的孩子已经15岁了，天天说长大了要挣钱，把妈妈接回来。 想起半年前李阿姨第一次来我家，她丈夫坚持要陪她上来，说别看这里人模人样，把你卖了都不知道。坐在沙发上，他嗫嚅着说，“你们知道……最近……山西的黑砖窑……” 原来黑砖窑离我生活最近的一刻，只有0.5米。李杨说，盲就一个字，我找不到一个更贴切的，来形容人心中的漆黑。 在某个意义上，李杨讲述的苦难，有当代知识分子前所未有的勇气，就是在“善良”这件事上，对于民粹主义的无情颠覆。和《盲井》一样，影片最震撼的冲击力，就是每一个在被拐卖的白雪梅眼里“禽兽不如”的乡民，都有一张像罗中立的油画《父亲》那样的脸。尤其那个和老伴一起把买来的姑娘按在床上，帮儿子黄德贵强奸的老父亲，真有一张最中国、最底层、最朴实，也在知识分子的自我投射中变成人性乌托邦的“最善良”的脸。 就如黑砖窑事件令人极震骇的，不是激发我们义愤的大多数“奴工”的遭遇，这“义愤”容易使人也自以为“义”起来。最震骇的，乃是一个悲凉透骨的提问，“50元人民币可以做什么？” 借用我的弟兄何当的回答：“在北京，50元可以买到：50根冰棍；25个煎饼果子；5张D5或者2.5张D9盗版影碟；一张话剧学生专场票；半条美特斯邦威牛仔裤；八分之一个2G内存的三星MP3；二十分之一瓶100ml雅诗兰黛特润修护露；一百分之一台宾得K100D数码单反相机 ；四千分之一辆07款雅阁2.0轿车 ；或者，一万分之一套北京郊区的普通住宅。” 但在黑砖窑的尽头：“你可以在十几小时的超量劳动之后，嫖一次跟你一样劳累不堪的小姑娘。” 李杨的《盲山》被公映，或许是第一次在银幕上刺破罪人对于人性乌托邦的想象，和对一个世俗的“他者”的道德偶像化。在最底层、最受压迫的大地深处，有一种人性的罪与盲，陷入普遍主义的光景。这光景无关乎阶级，无关乎身份，无关乎左右，也无关乎东方或西方，甚至也无关乎贫富：这个社会中最最弱势的一群被凌辱者，在他可以凌辱的人面前，是禽兽。 在一种西方式的左翼文化中，这是政治不正确的见解。若把古代以色列人的苦难与中国人的苦难比较，或许最大的不同，就是以色列人在灾祸中承认，“耶路撒冷城里，连一个义人都没有。”当人性的乌托邦倒下，救赎的上帝就成为信心的惟一对象。而中国人无论受过什么苦，对人间的“义”之坍塌，也绝不认账。 影片的第二重颠覆指向文化传统。李杨选了中土文化的发源地之一，当年老子讲学、孔子拜师的陕西周至县作拍摄地。当雪梅第一次逃跑，全村村民一起追赶的时候，黄德贵的表弟，正在学校教孩子们诵读《孔子拜师》的课文。这个后来欺骗了雪梅感情的伪君子，对她说，“你的学问比我们村的人都大。我叫黄德诚，道德的德，诚信的诚。” 影片的第三重颠覆指向国家权力。当收养猪费的乡干部来到黄家。被锁的雪梅在窗户后面呼喊“救救我”。干部说，你家的事我管不了，转头对黄德贵说出电影中叫人仰天长啸的一句台词，“拾掇媳妇，光说顶个球用。这就跟收费一样，必须上硬的。”电影给了我们一个封闭的处境，在古老文化的中心地带，家与国，在罪的结构中呈现出一种隐秘关系。最后警察穿着制服来，也救不了人；第二次便装来，被全村围追堵截，把孩子留下，把母亲扔进面包车，落荒而走。被拐卖的意思，就是被裭夺了一切可识别的人的logo，身份证，公民权，血缘，知识，财富，等等。当这一切被拿走的时候，人的尊严如何继续成立？ 村里其他被拐卖的老乡，来劝雪梅。一个说，生了孩子，就不同了，你只能忍。一个说，活着真没意思。在我看来，影片的第四重颠覆，也许不是李杨的本意，就是对处境的颠覆。电影以描写极端的处境来颠覆处境的意义：如果人的灵魂与尊严，是被处境决定的，那么彻底翻转你的处境后，你活着还有没有意思？假设我们真要一辈子活在某种制度下，真要一辈子被关在大山里，电影怎么拍，人要怎么活？ 可惜李杨没有继续追问，他还是将肉身的“逃亡”当作对生命意义的挣扎和塑造。这是一种人文主义的和存在主义的格调。处境真的太尖锐，使人在抵达灵魂真相的途上忍不住折回。但在第四重的颠覆上，你无法回避这个逻辑，宇宙人生若有确定价值，这价值就必带给人信心，说人的灵魂，在任何处境下都有尊严和自由。宇宙人生若没有这一确定性，离开影院人就恍惚了，我走在都市的繁华中，因着无数的logo而被识别；那我的意义，是否也只是一种可被褫夺的logo。 当黄母跪在怀孕的雪梅面前说“黄家永远感谢你”，你想黄家是什么呢，原来每个人都活在他的意识形态里。“黄家”就如“国家”，不过是另一个logo罢了。 一个人在他的处境里被褫夺得最彻底的，是十字架上，连里衣和外衣都被分了的那一位。但他却说，“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膏膏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 什么是自由呢，就是灵魂胜过处境，恩典高于意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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